中国光大集团

　　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崇拜英雄的年代，长征的英雄就是我们世界观形成时期最崇拜的英雄。出于对长征的崇拜，对长征英雄的崇拜，几十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红军长征所有重大事件发生地，也几乎对长征思考了几十年。我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在《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一文中。我对长征的定义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参加长征的一共有十一支队伍，他们是，第一类，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的六支：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毛泽东等率领的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二类，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三支：1932年10月，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8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4年7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第三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第四类，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的一支：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 
　　与此同时，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联，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国统区进行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升华出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 
　　长征胜利，有许多值得今天吸取的宝贵经验。同中央保持一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长征时各路红军、各根据地分散作战，经常同中央失去联系，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他们相信中央、盼望中央、服从中央。这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长征期间，曾发生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这其中虽然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但本质上是张国焘拥兵自重。我们看问题必须看本质。也正是在中央的努力下，在服从中央顾全大局的朱德、刘伯承及左路军和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在二方面军的支持下，最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四方面军辖下的红二十五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慷慨地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援助。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因为刚刚发生了张国焘事件，红二十五军过去又隶属于张国焘领导，中央难免有些担心，毛泽东致信徐海东借一千块大洋，也不免有试探性质。徐海东将仅有的六千块大洋自己留用一千块，五千块全部支援中央红军，并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正是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的组织观念和政治规矩，才有了长征的胜利。张国焘无论历史上有多大贡献，从另立中央发展到最后背叛革命，这是性质的转变。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明确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经过长征的实践，更加成为全党的自觉。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中，牢记长征的这条宝贵经验，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长征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为此，我曾奔走呼号，大声呼吁，长征路线应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长征精神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应首先做好长征路线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工作，以彰显文化自信，特别是红色文化自信，并福及全球、泽被后世。按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标准，长征路线也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关键是事在人为。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世界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世界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当然，由于文化差异和长征遗址保护上的欠账，今后相当长时间里，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重点，一是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群认可；二是加大投入弥补遗址保护欠账，尽快达到标准。这项工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但只要有决心、有信心，经过10年到20年的努力，是有这个可能的。这项工作与其他申遗项目不同，需要举国努力，需要各部门、各地区配合。截至目前，我个人做了六项工作：一是2005年我就长征路建设问题致信时任发改委主任马凯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同志并得到批示；二是我曾向铁映同志汇报长征申遗问题，铁映同志十分重视已作出三次批示；三是新华社曾就此事采访我，并以“动态清样”形式报中央领导同志；四是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国社科院内部刊物上我关于长征申遗的文章上作出批示；五是2012年我致信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希望长征遗址最多的四川先动起来，也得到批示；六是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合75名代表向“两会”提出建议。在此，我建议组成由中央负责同志挂帅，中宣部、解放军政治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建设部、交通部、外交部、文物局、旅游局以及所涉省区市等组成的领导小组，从现在起统筹抓好这项工作。作为党史特别是长征史研究的学者，我渴望它的成功，渴望在纪念长征胜利100周年的时候见到它的成功。我个人经过长期思考并同部分专家学者论证，提出了长征申遗的一百处遗址初选名单，供申遗参考，也希望从我们在座的同志做起，为长征申遗鼓与呼。这不仅是申办一个世界遗产，而是在重塑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另外，我还建议成立长征史研究会；在高等院校党史系开设长征史专业。 
　　我想说说光大作为一个企业为什么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可以说，光大有今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学习党的历史、以史鉴今的结果，是长征精神激励的结果。光大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央委托王光英先生以他的特殊身份，以对外开放先行者的形象，在香港设立，后发展为经营金融业为主、金融实业并存的大型央企，其间有过贡献，但也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按国务院要求被迫于2007年进行改革重组，实际上相当于在市场围剿中走上长征之路。其间，先后制定修改了五次改革重组方案，相当于对长征落脚点的艰难选择。2013年国务院最终同意保持光大的完整性，解决全部历史遗留问题，理顺各级股权关系，不啻于光大的“哈达铺会议”，找到了陕北这个落脚点。此前，我们曾经有过类似于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这样的经历，2013年的“乌龙指事件”对光大的打击是沉重的，但红军最后完成了长征，光大最终完成了改革重组。目前，光大已经成为资产4万多亿元，年利润500多亿元，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基金、期货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环保、新能源、房地产、飞机租赁、高科技等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资产是2007年改革重组启动时的6倍，效益由长期亏损变为年盈利500多亿元，相当于长征初期的被迫战略转移到实现胜利会师。2014年光大进入世界500强列420位，2015年在世界500强中的位次提升107位列313位，从提升位次角度居全球金融业第一名。可以说，正所谓功夫在诗外，长征胜利靠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搞好国企也需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最后我想说，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同长征时期已经不可比拟。长征的生活，人们不必重复；长征的精神，人们应当永远牢记。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倒的精气神；中华民族，永远需要这种不倒的精气神…… 

　　这，就是这本书出版的初衷。

　（作者为光大集团董事长，本文是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座谈会暨《走进长征》新书发布会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