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大集团

　　前些天参加十七届四中全会时， 我的老领导戴相龙行长让我参加这个论坛， 并告我另一位老领导李贵鲜同志也来参加， 我就想起今年五一休假， 我将多年来我对哲学问题的部分思考整理成《哲学笔记之一》寄给一些朋友交流， 包括今天在座的原全国政协李贵鲜副主席。在信中我说到“《哲学笔记之一》是‘五一’ 抽暇整理， 只供少数朋友交流， 敬请指谬。‘之二’ 为‘人生哲学’， ‘之三’ 为‘金融哲学’，‘之四’ 为‘历史哲学’， ‘之五’ 为‘文化哲学’， ‘之六’为‘地理哲学’ ， ‘之七’ 为‘其他哲学’， ‘之八’ 为‘哲学箴言’。但其他部分还未及整理，待日后另行奉呈指正。这篇笔记是我几十年哲学思考的‘提纲式’ 整理， 纯属文人之痒”。他看后给我来函说： “寄来文章已认真拜读， 受益匪浅。谈哲学题目太大， 目前我国真正公认的哲学家很少， 希望你能进入这个大门。从‘天下第一狂草’ 看你思维很活跃， 脑子储存的东西也多， 把它发挥出来。我有小小建议： 金融方面有很多哲学问题没有解决， 想办法解决一下为好，例如股市有很多人看成是赌博，其实不是， 赌博是等量的， 股市没有你给我， 我给你的问题， 而是发泡和收缩问题， 股市你输我赢了不是你给我， 我给你， 相互对立， 你死我活， 而是看第三者即经营者和大环境。这类问题有很多哲学道理， 目前没有人去写。这是小小建议， 仅供参考。”

　　“金融哲学” 我还来不及整理。不过我确实认为应当用哲学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特别是指导我们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分组讨论时， 我就发言说， 建立学习型政党非常必要。今天，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国内的、国际的， 历史的、现实的， 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等等。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 我们要学现代金融知识， 要学宏观经济理论， 要学法律、学科技， 都要学。但对于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学哲学。哲学好比地基， 专业好比楼房。我们当然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 我们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那样楼房迟早要倒塌。我说， 毛主席那个年代提倡领导干部学哲学， 徐寅生用哲学指导打乒乓球夺得世界冠军， 李瑞环用哲学指导解决建设人民大会堂的难题。可以说， 最没用的是哲学， 最有用的是哲学； 哲学不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 但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当然后来由于极“左” 思潮影响，走向极端， 把哲学简单解释成“斗争哲学”， 学哲学的同时忽视了学专业， 这是应当吸取的教训。但不管怎么说， 毛主席号召学哲学对全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大有益处。因此， 我曾建议应当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开展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

　　那么， 今天应对金融危机，我认为很多问题都可以从哲学中找到答案。我现在想到这样几个问题。

　　一、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 和“基本矛盾” 的关系问题。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是“保增长”， “基本矛盾” 是“调结构”。虽然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1%，8月份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54%， 连续第9个月回升， 发电量环比上升2.9%； 但是， 上半年GDP增速中投资贡献度高达87.6%，8月份进口同比下降17%， 出口同比下降23.4%，CPI同比下降1.2%，PPI同比下降7.9%。这表明“主要矛盾” 虽有所缓解， 但仍是治标而非治本，“科学地保增长” 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与此同时， “基本矛盾” 日益突出， 并可能向“主要矛盾” 转化。将来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双重主要矛盾” 并峙的局面， 这种“主要矛盾” 与“基本矛盾” 的相互转化与并峙， 是一个经济哲学的新问题， 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加以解决。

　　二、如何把握宏观政策的“度” 的问题。“度” 是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 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方向的问题， 而是执行中“度” 的问题。什么叫“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 知易行难。稍不到位， 就难以“保增长”； 稍一过头， 就可能产生新隐患（不良资产、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等）。这里用哲学的观点指导好“度” 的把握非常关键。

　　三、中国金融“硬实力” 和“软实力” 的“质量互变” 问题。金融“硬实力” 主要包括金融资产规模、股票市值、外汇储备、资本实力等等； 金融“软实力”主要包括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体系发育程度、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监管能力、金融理论文化建设、金融人才等等。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 初期主要表现为金融规模和数量等“硬实力” 的增长， “硬实力” 积累到一定程度， 为“软实力” 的提升奠定物质基础； “软实力” 的提升又反过来拉动“硬实力”。这其中“硬实力” 的不断“量变”促成“软实力” 的“质变” ，“软实力” 反过来又促成“硬实力” 实现新的“量变”， 再促成新的“软实力” 的“质变”， 循环往复， 以至无穷。目前， 我国以数字指标为主的中国金融“硬实力” 平面扩张迅速， 而以素质指标为主的中国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缓慢。中国转变金融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变金融“硬实力” 的平面扩张为金融“软实力” 的立体提升， 不断实现由“量变” 到“质变” 的飞跃。

　　四、市场信心（即“精神”）对战胜金融危机（即“物质”） 的反作用力问题。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市场信心危机， 是市场信心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我在《雷曼破产周年反思》一文中提出， 假设雷曼不破产， 用200亿美元救一下， 可能就不需要后来的数万亿美元的救市成本（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 牵扯到美国的体制等一系列问题， 有好事者请看原文）。雷曼破产的“精神代价” 是全球范围内的信心危机———对一种商业模式甚至经济制度的幻灭， 并由此导致“物质代价”———美国政府787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且还不算完）； 若加上其他国家的救市成本， 雷曼破产引起的累积物质代价堪称“天价” （预计不低于十万亿美元，且也还不算完）。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物质” 的作用， 又要看到“精神” 的作用， 在抗击金融危机的关键阶段，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五、用“发展变化” 的观点看待中小企业。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反响强烈。我在《甲方、乙方： 银行与中小企业关系之动态观察》一文中曾把银行同中小企业的关系比喻为“甲方、乙方” 关系。银行是甲方， 是权力方， 有最终的话语权， 居于主动地位； 中小企业是乙方， 是义务方， 没有“一锤定音” 的决定权， 居于被动地位。现状如此，未来如何呢？ 银行永远是甲方、中小企业永远是乙方吗？ （多年的媳妇就永远是媳妇吗？） 用发展的眼光看， 答案是否定的。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现在的中小企业必然会有一批脱颖而出成为将来的大企业， 成为将来的成功企业， 成为将来的龙头企业。如斯， 银企关系自然会随之变化， 银行可能要降格为乙方。另外， 金融脱媒、银行风险结构、收入结构的变化， 也会改变银行与中小企业的甲乙方关系。所以我们搞金融工作一定要学会用“发展变化” 的观点看问题。

　　六、用“波浪式前进” 的观点分析经济走势。关于经济走势曾有过“V” 型、“L” 型、“U”型等观点， 而我认为应当是“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这是因为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前进” 的， 黄河长江虽然都是东流入海， 但没有不是经过曲曲折折的。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数据可以说“表现积极”， 但却是依靠投资拉动的GDP的回暖而已， 且不说中国同世界经济已融为一体， 靠外需拉动的壮观景象将很难再现，就是我们自身的回暖也存在许多“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 因素。国际上的情况更是如此。有专家指出， 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今年初以来， 美国又有81家银行破产， 今后可能还将有150家至200家银行破产， 而目前的困难是没有足够的“健康”银行来收购濒临破产的银行。同时， 美国财政赤字飙升， 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美国GDP的4倍多， 形成了巨大的“债务泡沫”。如果美国大量印制美元导致美元贬值， 将严重危害许多国家利益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同时，再加上股市房市波动，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自然灾害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失业扩大影响消费需求等等原因， 世界经济的“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复苏过程是符合实际的（请参看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8月23日的文章。不是都相信外国人吗？）。

　　七、用“否定之否定” 的观点看待西方经济学理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是亚当·斯密，他的理论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1776年他在《国富论》中留给人们一个经典的词汇———“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产生了1929年的大萧条，又造就了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 即“看得见的手”。“看得见的手” 在上世纪70年代走到尽头又呼唤出了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理论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否定， 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否定之否定”。经济理论也好， 经济实践也好， 其实都是“否定之否定” 的不断“扬弃” 过程。八、用“矛盾转化” 的观点看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国200年来顺风顺水达到顶点后一种“向相反的方向的转化”。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太顺”，13个州扩大到50个州； 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优越； 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受益； 二战后主导第三次产业革命（以资讯业为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国力大增成为单边霸主等等。太顺就容易忘乎所以， 所以它战后发动了数次局部战争（朝、越、二次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战争等）。但是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30年代的危机、朝越战、60年代80年代的危机乃至9.11、拉美后院起火等， 实际都是一种反作用力的调整。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如果美国不从这次危机中认真总结教训，全球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又一次“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拐点。